第三节 后福特主义的技术调整?
Created: 2025-06-12
20世纪80年代期间日本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迅速扩张,被认为是后福特式组织转型的先驱。为了应付国内工资高涨的局面,日本汽车制造商将生产转移到工资低廉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参见下文的相关讨论);而为了应对西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断抬头的形势(最明显的是公开或隐蔽地实行“自愿的”出口限制),日本汽车制造商在北美和西欧迅速扩张。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日本跨国汽车公司的产量,差不多占美国汽车总产量的25%和英国客车总产量的20%,而且,其所占的比重预计会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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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日本汽车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所取得非凡成就所构成的竞争威胁,美国和西欧的汽车公司将注意力集中到实施重大的流程创新方面来,亦即通过技术调整来解决利润率下降和劳工控制的问题。结果是,人们普遍认为,在汽车产业内部,劳资关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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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灵活的工作规则、即时(just-in-time)供应系统、团队作业、质量圈,以及从垂直一体化迈向大量使用转包供料(外包)的实践,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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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最初的日本模式与美国和西欧跨国公司所采纳借鉴的模式之间,存在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差别,即美国和西欧跨国公司所采纳借鉴的模式并不向其核心劳动力承诺就业安全。换言之,它们采纳了日本式精益生产的削减成本的措施,却并没有采用日本企业的有关就业政策。因此,这种模式被贴上了“精益-刻薄”(lean and mean)的标签(参见Harrison, 1997)。相比之下,最初的“丰田”模式则向其核心劳动力提供就业方面的安全,以换取核心员工的合作,但同时也通过使用大量不享有同样权利和好处的工人而制造了一个很大的缓冲地带,这可以被称为“精益-二元”模式(lean and 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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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精益-刻薄”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日本跨国公司在核心国家的运营倾向于采用其在本土形成的模式(Florida和Kenney, 1991:390-391),而美国公司则普遍走上“精益-刻薄”模式的道路,就像在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运营生产的日本制造商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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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缺乏就业保障的情况下,汽车制造商们发现要得到其劳动力的积极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种生产模式下的劳资冲突的动力机制依然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福特模式下的机制是相同的。因此,在那些不提供就业安全保障而只实施质量圈的地方,管理层根本无法成功获得工人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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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及时生产的转包体制并没有削弱汽车工人在工作场所的谈判力量。恰恰相反,及时生产甚至比福特式大生产更容易受到零部件工厂和运输业罢工的影响。正如1992年10月8日《纽约时报》(第五版)上的一篇文章在谈到美国的经历时所指出的: 由于汽车业大多采用了保持生产低库存的日本生产体系,零部件工厂的罢工具有比过去更为重大的影响……工会有能力仅仅通过组织数千名工人进行罢工就能够中止生产,而工会通过这种方式给企业所带来的损失,也许要高于企业通过自动化、业务外包等方式裁减工作岗位所节约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