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历史上发生过的情况：
19世纪末的英国，每周有超过百万份廉价男孩刊物售出，这些“一便士惊悚小说”充斥着犯罪、恐怖和冒险的猎奇故事，被批评家斥为道德腐化、思想浅薄。维多利亚时期的评论家们曾为青年堕落、严肃思想的消亡，以及难以与这类低俗娱乐抗衡而忧心忡忡。
但如果我们追溯到18世纪与19世纪早期，小说阅读本身就被视作堕落。1796年，《Sylph》杂志就曾忧心忡忡地指出：“各个年龄、各种背景的女性都染上并保持着阅读小说的嗜好……这种堕落已无处不在。”
这些恐慌背后的核心在于：是谁在制造恐慌，以及为何制造。早在1533年，托马斯·莫尔就曾谴责新教典籍是“致命毒药”，像是用“传染性瘟疫”感染读者。卡托研究所关于历史识字率的研究指出，在17至18世纪，“部分人认为识字率的普及具有颠覆性或腐化性。识字能力从极少数精英向大众蔓延，令许多保守派深感恐惧。”维多利亚晚期的学校教育始终对新近识字的工人阶级子女的阅读内容感到焦虑：“廉价惊悚小说”与“垃圾读物”反复成为文化评论与教育关注的焦点。这种恐慌实质上并非源于识字率的衰退，而是源于文化传播脱离了精英阶层的掌控。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20世纪的美国，美国儿科医生玛丽·普雷斯顿声称超过半数儿童对广播与电影犯罪剧“严重上瘾”；精神病学家弗雷德里克·沃瑟姆则宣称漫画导致“长期刺激、诱惑与蛊惑”，并称其比希特勒更危险。
研究技术恐慌的心理学家艾米·奥尔本分析了这种“西西弗斯式循环”：每一代人都恐惧新媒体会腐蚀青年；政客利用这些恐惧，同时转移人们对不平等、教育投入不足等系统性问题的关注；研究总是启动过晚；待证据积累显示影响因情境而异时，新技术已然出现，循环再次开启。 What we think is a decline in literacy is a design problem Aeon Essays
也许今时今日随着LLM的出现，知识范式又会进行一轮变革，而我们目前也已经看到了类似的言论。但正如注意力分散取决于设计模式而非媒介本身，问题不在于媒介而是它如何被设计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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