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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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洛凡・德热拉斯. 1963. 新阶级. 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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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曾强迫我拥护共产主义,也没有人强迫我反 对共产主义。我是完全根据我个人的信念非常自由地决定一切的。 尽管我是从迷梦中觉醒了,不过,我并不属于那些突然觉醒的一群。 我是从本书所陈述的逐步构成的事实真相和结论中逐渐地、自觉地 醒过来的。当我对于当代共产主义现实愈来愈疏远时,我就愈来愈 接近民主社会主义的观念。尽管本书的首要目的不在追溯我个人思 想的演变,不过这一演变也反映出来了。
过去我曾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奋斗, 而现在我仍在为一个较好的世界而奋斗。我的奋斗并不一定能产生 它所希望的结果。然而,我个人行动的一致性却存在于这个长期不 断奋斗的过程中。
共产主义的两个基本观念为 “物质的第一性”和“变化的实在性”,这两个观念借自现代共产主 义萌芽前不久的思想家们。但随着共产主义的日渐得势,这两种基 本观念却反而愈来愈不占重要地位。
马克思,尤其是恩格斯,尽管重视“变化的实在性”,但仍然认 为客观或物质世界的规律是不变的,而且与人类无关。
这似乎是机械唯物主义……
当代的 共产主义者虽未把共产主义视为唯一而绝对的科学,但至少被认为 是基于辩证唯物论的最高科学。这种自负的根源,我们可在马克思 的思想中找到,虽然马克思自己并未料到
共产主义者从只有他们知道主宰社会的规律的大前提开始,推 得一个过于简单而不科学的结论,即这一所谓的知识使他们有权力 和专权来改变社会并管制其活动。这就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错误。
黑格尔曾说普鲁士的君主专制是他的 “绝对”观念的化身。同 样,共产党人则以为他们代表了客观的社会要求。
马克思与黑格尔的情形不同。在年青的时候,他曾积极参加过 1848 年的革命。他从黑格尔的思想所引出的结论走向极端。整个欧 洲为了到达新的、更高的阶段,不是在作流血的阶级斗争吗?根据 马克思的解释,这不但表示黑格尔理论的正确,并且因为科学已迅 速发现客观的规律,包括可实施于社会的规律在内,所以哲学的体 系就失去其意义,无所用之了。
马克思从黑格尔处继承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得要大。通过将将绝对精神颠倒过来，他得出了一个相当自然的结论，即革命实践。
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和思想家。就科学家而言,他确有重要的 发现,尤其是对于社会学。就思想家而言,他使现代史上最初发生 于欧洲、现在传布于亚洲的最巨大和最重要的政治运动有了意识形 态的基础。
正由于马克思是一个科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所 以他并没有想到建造一个包含一切的哲学或意识形态的体系,有一 次,他说:“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即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 的伟大的科学天才,使他比前辈的社会学家如英国的欧文和法国的 傅立叶要优越得多。而且因他并不主张有包罗万象的意识形态或自 己的哲学体系,所以使他显得比他的后继者优越。
他们主要的愿望便是想根据 马克思的观念建立一种体系,尤其是那些缺乏哲学素养而更没有哲 学的天才的人更作如此想法。后来,这些马克思的后继者便有以马 克思的学说作为固定而包含一切的世界观的趋势,并自以为对马克 思的全部工作的继续应负厥责,而且认为马克思的全部工作实际上 已经是完整的了。科学逐渐让位于宣传,结果则宣传逐渐以科学的 姿态出现。
对于马克思之不需要有什么哲学并且不认为有建立一种哲 学的可能,我们是不难理解的。令人难以理解的倒是,为什么马克 思的后继者们却要把他的思想造成无所不包的体系,成为一种独特 的新哲学。他们虽然不承认有任何哲学的需要,但在实际上他们造 出自己的教条,以此为“最科学的”或“唯一科学的”体系。
这里语境里的哲学应该是指那种黑格尔式的成体系的庞大哲学/意识形态
马克思的思想是受到当时的科学气氛、他个人对科学的倾向, 以及他要使工人运动多少具有一个科学基础的革命愿望的影响的。 马克思的门徒所受到的是另一种环境和另一种动机的影响,于是马 克思的意见便变成了教条。
倘若欧洲工人运动的政治需要不要求有完整的新的意识形态, 那末,尽管马克思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两方面的研究都具有极高的科 学和学术地位,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就将被 遗忘,就将被当作不是特别深刻而有创造性的学说而被舍弃。
作为一种科学来说,马克思的哲学并不重要,因为它主要是根 据黑格尔的哲学和唯物思想。但作为新的、被压迫的阶段的思想, 尤其是作为政治运动的思想而论,它有划时代的作用,最初在欧洲, 以后在俄国和亚洲,它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制度的基础。
即常见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并非哲学，而是政治纲领」
马克思认为,通过两个基本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 命斗争,无产阶级可以取资本主义社会而代之。他之所以认为有此 可能,显然是因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之下,贫富的悬殊日甚, 形成社会上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这个社会又常常发生周期性的经济 危机。
马克思的革命思想本是有条件的,并不是适用于全世界的,但 到了列宁手中,却被说成为绝对而普遍的原则。
列宁过分重视他 自己的或马克思主义的、宿命论的科学思想,而对于比较高度工业 化国家中工人阶级的潜能及其客观的社会作用却极少注意。列宁虽 然表面上否认,但实际上他却自以为他的理论和俄国革命的经验是 可以普遍适用于全世界的。
根据马克思的假定及其关于这一问题的结论,革命当首先发生 于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认为,在革命成功后,即在 社会主义的新社会,可以获得一种新的自由,这种自由的水平比既 有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自由更高。这是容易理解的。马克 思虽排除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但是他却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产 儿。
有意思的是，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正是资本主义现实的土壤诞生了他的思想
但是这 两派马克思的信徒,即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在援引马克思理论作 为他们的思想基础时,却只有一部分是对的。因为他们引用马克思 的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实际行动,而这种行动却起源 于已经改变了的不同的社会。
在经济力量与社会关系还没有够得上推行工业革命的国家,如 在俄国以及后来在中国,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采用和加以教条化 就更为迅速而完全。那里的工人运动,其重点尤在革命。在这些国 家中,马克思主义日趋强盛,到了革命的党派获得胜利以后,便成 为压倒一切的理论。
在像德国这一类国家,那里政治经济的进步程度使革命成为不 必要,则马克思学说的民主与改良部分就此革命部分更占优势。工 人运动也在反教条的意识形态与政治趋向的影响下着重于改良。
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日趋贫困的理论,本是根据上面这些国家 的社会现象所作的推论,但日后并未实现。不过正如塞东-华生 (Hugh Seton-Watson)在他所著《从列宁到马林科夫》1一书中所说, 这种贫困现象,在东欧农业国家却大体无误。因此,马克思在西方 的地位至多不过是一个历史学家和学者,而在东欧却等于一个新时 代的先知。他的学说具有动人的力量,仿佛一种新的宗教。
因为这些先进国家的生产迅速增加,并且取得了殖民地的资源 和市场,所以工人阶级的物质地位大为不同。要求进行改革、改善 物质生活的斗争,以及要求政府采用议会形式,成为此革命理论更 实际有用的东西。所以在这些地方,革命就被视为无意义而不切实 际了。
倘若不起而实行工业化,那就无法再继 续在历史舞台上积极活动,而成为先进国家与垄断组织的俘虏,结 果趋于灭亡。但是本国的资本,与代表此资本的阶级及政党,又力 量薄弱,不足以解决迅速工业化的问题。因此,在这些国家中,革 命就成了必要,成了国家的重大需要。而只有一个阶级,即无产阶 级,或代表这个阶级的革命政党,可以担当这个任务。
但东欧的其他国家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 及保加利亚,它们并没有根据这一规则行事,至少是波、捷、匈三 国。它们并未经过革命,共产主义制度乃是苏联军队强加于它们的。
现代共产主义的思想是随现代工业的创始而发生的。在工业发 展已达到其基本目标的国家中,共产主义便告死亡或被消灭了。共 产主义只在工业不发展的国家得以发展滋长。
历史告诉我们,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其他政党也都 不满现状
只有共产党是既反对现状而又坚决一贯地支持工业化运 动。实际上,这是从根本上摧毁既有的所有权关系。在这一方面, 其他的政党没有如此激烈。
俄 国的资产阶级是在一个极端强有力的封建关系依然存在的领域中发 展起来的,同时这个原料丰富、市场广大的国家一直是在其他比它 先进的国家的控制之下。
它们表明,外国 资本家用他们的权力来阻止这些国家的进步,他们把这些地区当作 他们所需要的原料和廉价劳力的供应地,结果使这些国家不会进步, 甚至还开始衰落。
有意思的视角。考虑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不均衡，具有先发优势的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后发的国家想要通过相同的方法完成工业化就相当困难，从而催生出共产主义革命。
本国资本是软弱无力的,并且大部分是外 国资本的工具或附属物,因而,对工业革命真正有兴趣的并不是资 产阶级,而是从日益贫困的农村中走出来的无产阶级。就像消除残 酷的剥削是那些已经成为无产者的人们的生死大事一样,工业化运 动是那些即将成为无产者的人们的生死大事。代表这两类人的运动 必然是反资本主义的,那就是说,在观念上、口号上和诺言上必然 是社会主义的。
和中国当时的情况非常吻合
像俄国的孟什维克这类社会主义的 政党,也只不过是想用激烈的手段推倒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 孟什维克党人的观点是,为了这到日后的社会主义,就必须先充分 地发展资本主义。然而,事实上,问题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这些国 家中,复古或者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行不通。在特定的国内外条 件限制下,两者都不能解决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问题,即工 业革命问题。
所有历史上的革命都是在新的经济或社会关系已开始抬头、而 旧有的政治制度已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唯一障碍时才发生的。
即使在进行革 命时,武力与暴力超出了适当的限度,然而最后,革命的力量总不 得不被导向一个积极的并且可以达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恐怖 与专制也许在所难免,但只是暂时的现象。
一切所谓资产阶级革命,不论是由于下层的支持而取得成功, 例如由群众参加的法国革命,或是像德国俾士麦时代的来自上层的 政变,都必然以政治民主告终。那是可以了解的事。
当代共产主义革命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革命。它们的发生并不 是因为新的或社会主义的关系在经济中早已存在,或者因为资本主 义已经“过度发展”。恰恰相反,共产主义的发生正是因为资本主义 16 不够发达,或者因为这个社会没能力使自己工业化。
如果新的“社会主义”关系已在共产主 义革命趋向胜利的国家里有最充分的发展,那就无须环绕“建设社 会主义”而作那么多的保证、论证和努力了。
如果一个新社 会所需要的条件还未充分具备,那末,是谁要革命的呢?再则,革 命又怎么可能呢?新的社会关系既然在旧社会中尚未成形,革命又 如何能维持下去呢?
革命与工业化虽在平行的轨道上齐头并进,然而,不论是前者 或后者都不能在一夜间完成。在革命成功后,必须有人肩负工业化 的责任。在西方国家中,这一任务是由从专制的政治锁链中解放出 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力量担当的,但在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中并 无类似的经济力量存在,所以只得由革命机构本身来担当,也即由 新政权,由革命政党来担当。
专制不只是由于 工业化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问而继续存在,而且,我们以后将看到, 即使在工业化完成以后,它仍将长期存在。
共产主义革命或打碎国家机器之所以需要战争,必然是由于经 济和社会条件不成熟。在一个制度土崩瓦解时,特别是当当时的统 治阶级和国家制度在战争中失利时,一个组织完善、训练有素的小 团体必然能够取得政权。
要完成这样一种艰巨的工作——在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摧毁 旧秩序,建设一个新社会——只能吸引少数人,并且只有那些对它 的可能性抱有狂热信心的人才会被吸引。
不论怎样,有一件事是确切无疑的:在以前的革命中,随着内 战以及国外干预战事的结果,革命手段和革命政党的需要就消失了, 这些手段和政党也不得不消逝。但在共产主义革命完成后,共产党 人依然保持革命的手段和形式,并且他们的党立即在行政的集权上 和意识形态的划一上达到最高的程度。
以前的革命,特别是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很重视在革命的恐怖 停止后立即建立个人自由,甚至革命者还认为保证公民的合法地位 甚为重要。司法独立是所有这些革命必有的最后结果。
以 前的革命,特别是那些较大的革命,是工人阶级斗争的产物,可是, 革命的最后果实则落在智力上并且常常是在组织上领导革命成功的 另一个阶级手中,在以资产阶级的名义进行的革命中,农民和贫苦 大众的斗争果实在很大程度上被资产阶级所享有。在共产主义革命 中,国内的群众也参加了革命,然而,革命的果实并未落入他们的 手中,而是给了官僚集团。因为官僚集团正是使革命实现的党组织。
被清除掉的往往是那些从文字 上接受革命的观点与口号并天真地信它们将会实现的革命者,了解 革命能在社会、政治和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取得权力并以此作为推行 未来工业改革的工具的那一派总是胜利的。
共产主义革命是第一个为革命者带来好处的 革命。革命者以及围绕他们而形成的官僚集团共享革命的果实。于 是,这在革命者中以及在更广大的党的外围群众中便产生一种错觉, 以为他们的革命是历史上第一个一直忠于它所标榜的口号的革命。
共产党人及一部分群众认为这是阶级的彻底消灭,一个无阶级 社会的实现。事实上,工业化和集体化实现以后,革命前的旧阶级 的确是被消灭了。群众中依然存在着不满,这种不满是自发的和没 有组织的,他们的不满既未终止,亦未减轻。共产党人依然以“阶 级敌人”的“残余”和“影响”来自欺欺人。尽管如此,他们却以 为用这些手段实现了长期梦想着的无阶级社会,至少对共产党人自 己来说这种幻想是完整的。
共产主义革命不能实现任何一种标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的理想。 可是,共产主义革命却为欧亚两洲广阔的地区带来某种程度的工业 文明。 这样,事实上共产主义革命已为未来更自由的社会创造了物 质基础。因此,共产主义革命虽带来最完备的专制制度,但它同时, 也创造了废除专政的基础。就像十九世纪把近代工业引给西方一样, 二十世纪将把近代工业带给东方。
我们并不能说共产党人欺骗了人民。这也就是说,他们 并不是故意言行不符,所做的与所许诺的完全两样。事实很简单: 他们根本不能完成他们狂热地信以为可能实现的事,甚至当他们被 迫去执行一种违反革命前及革命中所作诺言的政策时,他们还不承 认这一点。从共产党人的观点看来,这种承认无异于自认革命是不 需要的。同时,这也无异于自认共产党人是多余的累赘。对他们来 说,这类事都是承认不得的。
马克思所作的具体预测已被证明为不准确。列宁也曾期待在独 裁制度的帮助下,一个自由的或无阶级的社会将被创造出来,这当 然更不准确。不过,使革命必然发生的需要已经实现了,也就是在 现代技术的基础上推行工业改革这一点已经实现了
用抽象的逻辑可以推出,当共产主义革命在不同的条件下以政 府的强制力得到西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所得到的同样东西时,共 产主义革命无非是国家资本主义革命的一种形式。革命的胜利所创 造的关系乃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关系。
正式使用、管理并控制国有化和社会化财产以及整个社会生活 的,是一群官僚。官僚在社会中居于一种特殊的特权地位,掌握行 政大权,控制国民收入和国家物资。社会关系类似国家资本主义。 而且由于工业化的实现并非得力于资本家的帮助,而是得力于国家 机器的帮助,就更显得如此。事实上,是这个特权阶级在推行工业 化,国家机器不过是它的护身和工具。
所有权不过是享有利润和控制的权利。如果有人把阶级利益解 释为这种权利,那么分析到最后,我们可以说共产主义国家正有一 种新的所有权形式在兴起,或者说,正有一个新的统治剥削阶级在 兴起。
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革命是以取消阶级为号召开始, 但最后竟造成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威的新阶级。其他的一切都不过 是欺骗和错觉而已。
这个新阶级植根于一个布尔什维克式的特殊的党。列宁认为他 的党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他的这个见解是对的,尽管他 没有想到这竟是一个新阶级的起源。
这个新阶级的创始人不是存在于整个布尔什 维克式的党内,而是存在于那些甚至在它还未取得政权前即已构成 核心的职业革命家中。
这并不是说新党与新阶级是合二而一的。然而,党却是那个阶 级的核心和基础。要明确这个新阶级的范围并指明这个阶级的成员 是非常困难的,或许是不可能的。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个阶级是由 那些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和经济优先权的人们构成的。
当这个新阶级愈来愈强、它的面貌愈来愈清楚时, 党的作用就日益减退。新阶级的核心和基础是在党和党的领导阶层 以及国家的政治机构中创造出来的。一度曾经是生气勃勃、组织严 密和充满首创精神的党正在消失,而逐渐转变为这个新阶级的传统 式的寡头统治,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吸收那些一心希望加入新阶级 的人,压制那些具有任何理想的人。
一个政党竟会是一个新阶级的起源,这似乎并不寻常。政党通 常是在知识上和经济上已相当强而有力的阶级或阶层的产物。
经济不发达的国家的无产阶级, 由于落后,就构成了这个新阶级兴起的原料。
当共产主义制度被拿来作批判性的分析时,我们发现,其基本 特色在于官僚政治,有一个特殊的阶层来统治全体人民。一般说来 都是这样。
正如罗马法所规定的,财产构成物资的利用、享受和存储。而 共产党的政治官僚就利用、享受并存储收归国有的财产。
剥夺共产党人的所有权,就等于把他们这个阶级消灭掉。强迫 他们放弃他们的其他社会权利,使工人可以分享利润(由于罢工和 议会行动的结果,资本家们已不得不同意这一点),那就等于是剥夺 了共产党人对于财产、意识形态和政府的垄断权。
工人和党的工作人虽的薪金有天渊 之别,这不可能瞒过最近几年访问过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的人。
在革命前,共产党的党籍是表示一种牺牲,做一个职业革命家 是一种无尚的光荣。而现在,党的权力已经巩固,党籍就表示属于 一个特权阶级的人,而党的核心人物就是掌握全权的剥削者和主人。
实际上,马克思并未创造 一个党:列宁摧毁了包括社会党在内的所有其他的党,只留下了他 自己的党。斯大林甚至把布尔什维克党降了一级,把党的核心转变 为新阶级的核心,并把党转变为无人性的和没有生气的特权集团。
特权和新阶级比工业化 发展得还要快, 虽然很难举出统计数字来证明这一点,不过,如果 有人记得下—事实,那末这个结论就不证自明了,这个事实就是生 活水平跟不上工业生产,而这个新阶级实际上即已攫夺了由于群众 的牺牲和努力而得来的大部分经济果实和其他方面的果实。
托洛茨基是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优秀的作家,熟练的辩论家, 是一个很有修养而极有智慧的人,他仅缺乏一项品质;现实感。当 现实已强烈要求进行平凡的工作的时候,他还要做个革命家。他希 望复兴革命党,因为它正在变得面目全非,正在转变为一个不顾伟 大理想而只关注日常生活享受的新阶级。
托 洛茨基希望把革命扩张到欧洲,斯大林并不反对这个主意,可是, 这种冒险举动总不免使他为他的祖国俄罗斯担忧,特别是为巩固新 制度和加强俄罗斯国家的权力和威望的方法担忧。托洛茨基是旧日 革命的人物。斯大林则是今天的,因而也是明天的人物。
当这个阶级还是很弱的时候,当 残酷的手段还必须用来对付阶级内部的异己分子时,斯大林依然能 高踞其领导宝座。如今,这一切都不需要了。这个新阶段丝毫未放 弃斯大林领导下所创造的一切,可是,它看来却在否定斯大林过去 几年中的权威。不过,它并不是真正在否定斯大林的权威,它所反 对的只是斯大林的手段,这种手段在赫鲁晓夫看来是伤害“好共产 党员”的。
列宁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被代以斯大林的教条的共 产主义,接着,又被代以非教条的共产主义,即所谓集体领导或一 群寡头政治的执行者。
共产主义的英雄时代是过去了。共产主义伟大领袖的时代已经 结束。现实人物的时代正在开始,新阶级已经建立。如今它在权力 和财富方面正处于巅峰状态,不过,它缺少新观念。它再没有什么 东西可以向人民宣扬了。所剩下来的事,只是它为它自身辩护而已。
这个新阶级不得不使农民在经济上和行政上同时处于从属地 位;通过集体农庄和拖拉机站而达到了控制农民的目的。但这就需 要新阶级的成员在农村中有所增加。结果,官僚也布满了农村。
他并不认为他属于一个 新的所有权阶级,因为他并不认为他自己是有产者,因而,也不承 认他享受什么特权。他以为他只属于一个具有限定的观念、目的、 态度和任务的团体。他所看到的就只是这些。他看不出他同时也属 于一个特定的社会阶级:所有权阶级。
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中成为一名有所有权的人或有集体 所有权的人,只要他进入政治官僚的统治集团就够了。
在有私人所有权的阶级中,个人把财产留给他的子 孙。在这个新阶级中,除了希望后人能向上爬以外,什么财产都传 不下去,这个新阶级实际上是不断地从最底层和最广大的人民中建 立起来的,而且它经常在变动。尽管在社会学理论上能指明谁属这 个新阶级,但事实上却很难这样做:这个新阶级是渗入在人民中, 渗入在其他低层阶级中的,它是经常在变的。
集体农庄的存在,正表示这个新阶级没有能把农 村的管理权完全夺过来。通过集体农庄和强迫收购粮食的制度,新 阶级已使农民处于从属地位,并且抢走了农民收入的大部分,不过, 新阶级还未能全权控制土地。
曾经的工农业剪刀差
自由化和分权的有效范围只及于共产党员, 首先是及于寡头集团,即这个新阶级的领袖们,其次才惠及较低的 干部。
一经取得政权,共产党就轻而易举地把资产阶级和大地主收拾 掉。历史的发展对他们以及他们的财产不利,因而唤起群众反对他 们也是容易的事。没收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财产十分容易,可是当 没收小规模的财产时,就有困难了。
在古典的资本主义下,尽 管工人是被剥削者而资本家是剥削者,但在法律面前,工人和资本 家是平等的。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在法律上说,物质方面的权利是 人人平等的。形式上的所有者是国家。但在实质上,由于行政权的 垄断,只有极狭小的行政者阶层享有所有权。
这个新阶级的真正的所有权地位和其法律地位间的矛盾是最引 起批评的基本原因。这个矛盾不只会招惹他人的批评,而也引致该 阶级内部的不满,因为实际上真正享有特权的只是极少数几个人。 当这种矛盾紧张时,不管统治阶级愿意与否,就有促使共产主义制 度真正改变的可能性。这个矛盾太明显了,这一事实迫使新阶级不 得不作一些改变,特别是像所谓自由化和权力分散一类的改变。
这个新阶级之所以肯被迫而对个别阶层作一些退让,其目的无 非是遮盖这个矛盾并巩固其地位。由于这些让步依然无损于它的政 权和所有权,新阶级所采取的措施,甚至包括那些含有民主色彩的 措施在内,都显示其加强政治官僚治理权的倾向。
显然,在一个不自由的社会中,没有人能自由地决定 任何事。当施予者好像是把自由当礼物送给工人时,最大的受益者 还是施予者自己。
为了维护其政权,每当情势明显到使人民能看出这个新阶级正 在把国家的财产当作自己的私有物时,这个统治阶级不得不从事改 革。他们并不把这些改革的真相宣布,而是把这些改革说成“社会 主义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民主”的一部分。
虽然这个新阶级完成了革命中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其统治方 式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可耻的篇章。后人将赞叹这个阶级所完成的宏 伟的冒险,同时,也将为它在完成其冒险事业时所用的手段而感到 羞耻
共产党人已熟悉党的制度以及党所创造出来的 关系,他们已习惯于裁夺事务的重要与不重要,只有在特别重要的 事务上他们才诉诸党的会议。党组的存在只是备而不用,重要的事 由党决定,选出政府或某些组织的管理机构的选举人的意见完全不 重要。
共产党人用以控制杜会机构的基本方法有二。第一是党组,这 是原则上和理论上的主要方法。第二是政府机构中的某些职务只许 由党员担任,这是实际上常用的方法。
他对付党内反对派的态度和斯大林不同,因为列宁并不杀害 他的下属,而“仅仅”压服他们。在他当权时,党内
除了共产党的官僚集团外,在近代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 或政党曾达到意识形态的完全一致。
意识形态的统一一旦建立,其为害之烈犹如偏见。共产党员所 接受的教育是:意识形态的统一或由上级规定意识形态是神圣中的 神圣,而党内的宗派主义是最大的罪恶
事实上,斯大林明白,托洛茨 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并不是外国的间谍和“社会主义祖国” 的卖国贼。可是,他们与他的意见的不一致显然延误了极权控制的 建立,所以他必须把他们摧毁掉。他在党内的罪恶是他把“客观的 不友善”——党内思想意识上和政治上的分歧——转化为团体与个 人的主观罪行,给他们加上他们并未犯的罪名。
这并不是说,在夺取政权的斗争时期,党不是工人群众的领导 者,也不是说当时党不曾为工人阶级的利益斗争。不过,在当时, 党所扮演的角色和所从事的斗争只是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的各个 阶段和形式。尽管党的斗争帮助了工人阶级,但它也加强了党和未 来的当权者以及胚胎中的新阶级的势力,党在取得政权后,就立即 控制所有权力并将一切财物抓在手中,扬言自己代表工人阶级和劳 动人民的利益。除了在革命战争时期的一个极短的阶段以外,无产 阶级并没有分享权益,它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并不比其他阶级重 要。
马克思所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指的是 在无产阶级范围内的民主;那就是说,一个政府之内有许多社会主 义党派参加。马克思的结论所依据的历史上唯一的无产阶级专政, 即 187l 年出现的巴黎公社,便是几个党派的联合政府,而马克思主 义的党在其中既不是最小的也不是最重要的。
当党内还容忍公开的不同意见时,党员依然可以觉得集中 制有可取之处,尽管这并不是一种非常民主的集中制。当极权的权 威被制造出来时,集中制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赤裸裸的寡头专 政。
他们一般把民主荒唐地划分为“资产阶级”民 主和“社会主义”民主;事实上,区分民主的唯一正当而公平的标 准应当视自由分量的多寡或自由的普遍性如何而定。
经验已经证明,结 果是完全与列宁所想象的相反。阶级并没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 消失,而“无产阶级专政”也没有开始衰亡。实际上,共产党人极 权权威的建立以及旧社会各阶级的消灭只是让人看来好像所有的阶 级都消灭了。然而,国家权力的增长,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即用 以推行暴政的官僚政治的成长并未因无产阶级专政而停止。
所以共产主义国家就不能成为一个法治国 家,即其司法独立不受政府的干预,法律能有实际效力。整个共产 主义制度是反对这样的法治国家的。即使共产党的领导人希望建立 一个法治国家,他们也不可能在不损及他们的极权权威下达到这一 目的。
司法独立和法治必将导致一个反对派的出现。例如,在共产主 义制度下,并没有一条关于反对言论自由和结社权利的法律。共产 主义制度下的法律是保障公民的一切权利的,并且也是以司法独立 这个原则为基础的。但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
法律总是根据这个新阶级或党的需要和利益制订的。表面上,法律 是为全体公民制定的,但是,实际上,公民享受法定权利是有条件 的,即只有在他们不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时才能享受。结果,共 产党人经常担心,有一天他们可能被迫执行他们所订的法律。所以 他们总要留下一个漏洞或例外,以便他们能够逃避他们的法律。
由于这些原因,共产主义政权下的政治审判大多数是事先安排 好的。法院的任务只是证明当权者需要证明的罪行;或者说,法院 的任务只是为被告的“敌对活动”的政治性判决披上一件法律的外 衣。
共产主义的法律制度不能脱离形式主义,也不能在审判、选举 以及类似事件上摆脱党组织和警察的决定性影响。愈往上去,法治 就愈变成装饰品,而政府在司法、选举等事件上所起的作用就愈重 要。
这种情况并没有阻止他们暂时地站在“反官僚主义”的 立场上,那就是说,反对行政工作中的拖拉和舞弊。他们今天正在 反对斯大林式的官僚统治。可是,他们并无意消除盛行于经济的和 国家的政治机构内部的真正的、根本的官僚作风。
我们知道东欧各共产党国家之所以成为苏联附庸,并不是 因为由此可以得利,而是因为力量太弱小、无法阻止。所以只要他 们一旦势力强大,或者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们就会提出迫切要求, 谋求独立,借以保护“他们自己的人民”免受苏联的支配。
那些以自己力量取得共产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必然要走上单 独的特殊发展的道路。与其他共产党国家,尤其与最重要而最富有 帝国主义性的苏联之间的分裂,便接着发生。在革命得胜国家中的 统治官僚集团,早已在武装斗争中有了独立地位,并且早已尝到了 权力在握与财产“国有化”的甜味。
这是苏联中央政府所最感困难的,因为甚 至它自己在苏维埃各共和国内所设立的政府中,如乌克兰,高加索, 都有民族主义存在,而那些在东欧各国所设立的政府中则更为强烈。 苏联之所以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在经济上将东欧国家加以同化, 是民族主义在所有这些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
倘若我们不把革命阶段的政策看作帝国主义阶段,那末大体说 来,苏联帝国主义的开始,当在斯大林胜利时期,即起始于二十世 纪三十年代的工业化与新阶级的权力确立时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共产党的国际主义一直是苏联外交政策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到大战时,它却与统治苏联的官僚利益发生 了冲突。因此,共产国际的组织就失去了必要。共产国际的真正解 散虽是在大战的第二阶段与西方国家结成同盟的时候,但根据季米 特洛夫的说法,这个念头早在波罗的海各国被征服后、与希特勒合 作的时期就有了。
现在,民族共产主义已是共产主义的普遍现象。所有共产主义 运动——除了苏联的共产主义运动是民族共产主义的反对目标一一 在不同程度上都受民族共产主义的支配。在以前,即斯大林得势的 时候,苏联的共产主义也是民族共产主义。当时俄国共产主义,除 了把国际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外,已放弃国际主义。现在,苏 联的共产主义却不得不承认共产主义中的新现实
自从 否定了斯大林后,它就不再是共产主义世界意识形态的中心了。如 今,莫斯科的伟大共产主义帝国,及其伟大思想的时代已告终结, 现在是平庸的共产党官僚统治的开始。
这些党派所以与莫斯科分离的基本原因,可能在它们所活动的 国家的社会制度的性质中找到。如果很显然——看来是可能的—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能通过议会方式而改善其他位,并改变其社会 制度本身,该阶级便将不顾它的革命传统与其他传统,而放弃共产 主义。
由于导致共产主义加强的那些变化和世界的和平局 势,他以为这类办法是切合实际的。所以他默认,在发达的国家中, 共产主义的革命显然已无可能,并且,共产主义要在现形势下再事 扩张,势必要冒引起一次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因此,苏联今日的 政策已降为维持现状,共产主义也退化到以新方式逐渐巩固其新地 位。
西方要求世界统一的大势表现在经济,技术及其他需要上,并 在这些因素后面,还有政治的所有权与其他力量。苏联阵营的情形 是不同的。东方的共产党国家,纵然假定其并无其他理由,但因其 比较落后,也不得不在经济上、思想上孤立自处
说起来奇怪,但这却是真实的情形:共产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 的所有制实为世界统一的最大阻碍。因为这个新阶级的集体与全面 的控制已造成了一个阻碍世界统一的孤立的政治经济制度。这个制 度纵能有所变化,但极为缓慢,并且几乎完全不能与其他制度混合 交流而趋向团结。
没有一个西方政府对经济的关系是像—个所有者。事实上,西 方政府既不是国有财产的主人,也不是由税收所得之款项的所有人。 因为政府常有变更,所以,它不能成为一个所有者。关于财产之经 理与分配,他必须受议会的监督管制。
但在共产党国家中,情形却不同。政府有权经理并分配国家财 产。这个新阶级,或其执行机关(党的寡头统治),便自作为所有主, 并且也真是所有主。像这种经济上的垄断,连那最反动的资产阶级 的政府也梦想不到的。